王学典：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摘要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从崇奉西方价值到确认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的节点上。这一历史性转折与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中，其工作重心有四次大转移：第一次为1921年到1949年的“以武装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第二次为1949年到1978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第三次为1978年到2012年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第四次为2012年至今的“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由百余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历程而言，以文化自信为标志的党的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选择，其终极目标是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同时，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使人民重新君子化、圣贤化或精英化，从而再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

自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国家在思想文化上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其中有这样几件事特别重要：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考察“三孔”，并在中国孔子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9月24日，总书记在国际儒联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儒学的意义。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复兴、儒学复兴进入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联合倡导推动的新阶段，文化复兴被纳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和行动于是呈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仅就山东而言，尼山书院、孔子学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层出不穷，红红火火。少儿读经、传统经典进教材的现象遍及全国，蔚成风气。全国各高校无不成立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国学研究机构、儒学研究机构。各种与传统文化、儒学相关的会议更是频繁举办，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正在成为走红的学术明星。作为对照，同时期的西学研究，包括来自社会民间的自发性研究和普及活动，几近空白。这是当前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都昭示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折。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是这一变迁和转折的内涵。中国人终于在文化上站立起来了，终于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了！

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新的文化思潮？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一文化思潮的出现放在全党工作重心正在发生新的转移即第四次转移的背景下去观察和把握，才能洞察到这一文化思潮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笔者想在这里回答的是，为什么恰好在现阶段、恰好在十八大前后出现文化自信的思潮，文化自信的思潮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出现？为什么恰好在十八大前后出现了？文化自信思潮的出现又恰好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相合，为什么？我觉得只有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我们才能理解当前发生的文化转折，它的含义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所以，我个人感觉，这和我们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而工作重心的转移则与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议程发生重大调整有关。这不是偶然的。所以只有把文化自信的提出，放在全党工作重心发生新的转移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深刻把握文化自信提出的意义，儒学复兴的意义，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包括儒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的意义！否则我们很难把握。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笔者认为，从我们党的建立到现在，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四次重大转移。

以武装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

从1921到1949这28年，我把此一期间党的工作重心概括为“以武装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武装斗争被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成为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这种暴力革命的路径决定了此后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这一阶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这28年，我们从事的是暴力革命，这个革命不是普通的革命，它是一个以暴力为手段来夺取政权的革命。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主题和关键词，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革命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价值。毛泽东极其推崇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的话对不对呢？十分正确，《资本论》就是揭露资本的剥削本质，结论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泽东将中国历史看作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暴力革命史，认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眼前的革命也是一场阶级斗争，也必须采取暴力、战争的形式，不能寄望于和平改良的手段。尤其是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必须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根本上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由武装斗争、造反起义、流血冲突得来的，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不是靠血统继承得来的，不是靠禅让得来的，也不是靠合法选举得来的。而对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是最为坚信不疑的人，因为其他领导人，包括陈独秀这些人都曾经犹豫过，都曾经抱有巨大的幻想，唯有毛泽东同志在这一点上坚定不移。所以这一个特点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三大经验之一。共产党有三大法宝，一个是党的建设，再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三个是武装斗争，而武装斗争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最经典的总结。共产党成功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结局已经证明，暴力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

任何用拳头打下的江山，在最初只能用拳头来巩固，这是所有暴力革命的后果和遗产，因为所有用暴力夺来的政权都担心再被他人用暴力夺走。所以，外部敌人消灭之后紧接而来的必然是内部清理：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打倒党内走资派，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外向里、层层推进，直到核心，这些实际上是暴力革命的继续、清除自由主义的继续、“去西方化”的继续。而所有这一切的高潮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按照我的说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我不同意一段时间内把1949年后所有的活动描绘得如何如何消极，如何如何不堪，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都可能是巩固政权的必要措施。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那么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政权，必须得用特殊的手段来巩固。所以，一系列运动产生了。我们应该把历史放在这个逻辑之下去观察，去把握，我个人不赞成把研究历史变成指责历史。关键要讲清楚历史现象背后的逻辑。所有的历史都不会白过，包括我们个人，历史从来没有白过过。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通向今天的一个桥梁。1949年到文革结束，也同样是这样。这一段历史并没白过。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回避这一段历史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两点：

一是毛主席认为，用革命能夺取政权，用革命也同样能搞经济。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他认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我们能夺取战争的胜利，能夺取政权，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搞经济，如1958年大跃进。这当然有问题。经济建设和暴力革命是两个过程。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仍然用革命运动的方式，用群众动员、社会动员的方式搞经济，最后一片贫困。因为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不出经济，不出财富。把革命运动的手段用于发展经济，违反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不但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的温饱富裕，而且陷入了严重的贫困和落后。革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革命与建设毕竟是两回事。

王学典 主编：《史学引论》（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的主流或基本倾向是疏忽了经济建设，或把经济建设置于次要地位，或者说是冲淡了经济建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际上是宁要政治，不要经济；宁要贫穷，不要富裕；宁要落后，不要发展，“富了要变修正主义”，“革命”成了目的本身，意识形态追求成为最高的价值。其中的理论根源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认识的错误，过度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轻视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所以尽管经过30年的努力，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我们没能兑现当年革命给人民的承诺：吃饱穿暖。大家当初为什么干革命？人民翻身得解放，但翻身得解放，最起码的一条，至少温饱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当年闹革命的初心。革命反而在20世纪成为目的本身。忽视了生产力的基础和建设，直到文革结束，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没解决温饱问题。

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邓小平开始了他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按照我的说法，这也是一个最伟大的脱贫事业。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重心由此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富裕和崛起是最近这几十年间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走向，整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崛起而正发生结构性变动，而且这个变动还在持续。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变化的最终结果。这一阶段，我把它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这就是从1978年到2012年这样一个过程。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不但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本身。对每个中国人而言，是吃饱了穿暖了脱贫了以至过剩了，正在步入小康。人活得更有尊严了，更自由了！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的设计，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小康。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消除，中国人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

但是今天看来，我们以往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所选择的致富路径，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而高昂。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主要问题出在哪里？我把它概括为“不加约束和控制的发展主义”。“发展”是最高的价值。发展当然很好，但绝对的速度导向，以GDP论英雄，不加约束和控制，那就有问题。第二是“不要规则只问结果的实用主义”。为了发展可以不择手段，牺牲环境也在所不惜，绝对的功利导向。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发财至上的拜金主义，进入一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绝对的金钱导向，看起来非常可怕。第四点在我看来就是鼓励透支未来，是贪图享乐、鄙视节俭、崇尚奢华的消费主义，一种消费主义倾向占了主要地位，绝对的纵欲导向。我在政协讨论环境污染问题的会上，专门谈了消费主义、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威胁。我认为这一切东西，所有这些主义加在一块，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严重的价值虚无主义。

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我们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动力，按照我的概括，毫不客气地说，是来自于人们对利润对金钱的最大化追求。这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启动和纵容了人们对私欲、贪欲、占有欲、权势欲的疯狂追求。用从人心中释放出来的魔鬼即用私欲、贪欲、占有欲来撬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一点可以说也有目共睹。我们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我们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了纵容人们对私欲贪欲权势欲占有欲没有任何规则限制法规限制的疯狂追逐之上。我们用从潘多拉盒子里释放出来的一大群魔鬼，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很可怕。这与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严重背离。《孟子》的第一章是《梁惠王》，梁惠王和孟子有个对话。梁惠王说，老夫子你来干嘛？到我这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吗？有什么好处吗？孟子抓住梁惠王的这句话狂追猛打。孟子第一句话叫“王何必曰利”，我是为道义而来，你跟我谈利？当然按照孟子的设想，他不是说不要利，没有利世界怎么存在，孟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孟子的设计是什么呢？说人们天性逐利，老百姓、普通百姓、草根阶层天性逐利，国王君主朝廷，你要给这种逐利行为设置道德界限和伦理边界，你不能纵容。这是孟子对梁惠王的一个教导。人们天性逐利，老百姓不逐利，他怎么活？孔子孟子都是通情达理的，老百姓不逐利，怎么能活？你给他饭吃吗？那么问题就在于君主朝廷国家以及上流社会应该给这种逐利行为设置道德界限和伦理边界，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尤其是朝廷自身不能参与。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对贪欲的疯狂追逐设置道德界限和伦理边界。

近30年来的问题，概括起来说是，我们为了物质，放弃了精神；为了效率，放弃了平等；为了发展，放弃了环境；为了当下，放弃了未来；为了吃饱，放弃了信仰；为了现实，放弃了理想；为了致富，放弃了伦理；为了成功，放弃了底线。

这是笔者个人对这几十年的一个概括，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道德总崩溃、规则总崩溃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了，中国的国力强大了，但中国人的精神水准和文明水准下降了。这就是我们在鼓励一种行为的时候，没给这个行为设置边界设置规则的结果，我们在用魔鬼来创造财富的时候，我们没给魔鬼套上一个笼子，所以今天大家感受到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价值观的空白和扭曲，我们甚至已经没有价值观了。

我们到西方去，或者是到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的那些社会去，我们看他们的生活方式背后都有主义支撑。比方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是经济市场化、个人至上，社会法治化，你看他背后的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我们看中国的传统社会，老百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背后的主义是什么？儒家学说。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背后的主义是什么？很难回答。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它还没能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背后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所以很混乱。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状况。

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就是在这个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由此开始了一次新的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第四次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个转移我把它概括为“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这次转移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是整个中国社会从注重硬件建设，开始向同时注重社会的软件建设转移。这个阶段看来刚刚开始，至少在我看来是中国社会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一个主要任务。

这次转移带有必然性。《史记·管晏列传》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是从《管子》那里来的，意思是只有仓库满了，你才能知道礼节，知道先后，知道礼让；只有吃饱了，穿暖了，你才知道荣辱，才知道哪样是好的，哪样是坏的。在衣食不足的情况之下，你强调荣辱，就有些问题。我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我要饿肚子，就无法高尚体面。现在是到了“仓廪实”“衣食足”的程度了。经过30年来的努力，按我说“仓廪实”“衣食足”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我们20世纪面临一个大任务，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要学习西方的高科技，来对抗西方，追求发展，追求进步。那么现在我个人感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或者进入快车道，不要你管了，它会沿着固有的轨道往前走。因此，“知礼节”“知荣辱”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重建，礼仪之邦的重建，文明之邦的重建，同时也是君子国的重建，这个任务更繁重、更艰巨。中国原来有个君子国的理想，人人都是君子，六亿神州尽舜尧，什么意思？人人都是君子，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的理想。这个任务更繁重更艰巨。

今天的中国，严格讲，大体类似于汉武帝那个时代。经过70年的恢复发展，实现“仓廪实”“衣食足”，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即统一价值观。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建设阶段，攸关我们中华民族更长久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当然不是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重建信仰，重建伦理，重建道德，重建规则，这个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议程上来了。“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均与此相关。

党的十八大之后，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文化自信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社会发展议程已经发生重大调整这样一个变迁的深刻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绝非总书记的个人偏好。我给大家说了，十七届六中全会任务就提出来，“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事实上就已经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了，只是十八大之后更自觉、更明确、更有力！

事实上，民间社会近30年来，主要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基层兴起了文化复兴、国学复兴、传统复兴、儒学复兴的局面，也就是民间社会对这个议程早就做出回应了。

那么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官方和民间同时在回应变化了的社会议程时，都瞩目于传统文化，瞩目于儒学？对社会发展面临的价值观的重建，民间早就看到了，官方现在也看到了，解决的方案，都是弘扬传统，弘扬儒学。为什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精神脱贫，文明再造

在我看来，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上述一系列重建活动的最佳资源和最佳凭借。换句话说，我要重建我得有凭借，我得有抓手，我得有资源，我得有基础，我得有足够的现成的东西供我使用。那么儒学为什么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儒学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生境界为本的学说，是一个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所以，在我个人看来，中华文化的复兴，儒学的复兴，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是意味着与那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告别，要走上另一条道路。这种强调儒学的思潮事实上是对维系了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那种精神传统的唤醒，一种复兴。因为5000年的维系，五千年的发展，不是靠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发展起来的，是靠另一种文化传统精神传统发展起来的。

人文主义不是空的，它的实际内容，它的最终追求，在我看来是一种再造或者是塑造有教养、有操守、有追求、有境界、有品格的彬彬有礼的君子。儒家的文化，中华优秀主流文化，它本质上是塑造那种彬彬有礼的君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士绅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文化。我个人感觉，儒学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实际上是追求将全体国民君子化、圣贤化。它的追求在这里，它的要义在这里。

我个人有一个观察，近200年来中国和西方走着一条相反的道路。近200年左右，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西方走的是把平民、百姓、草根贵族化、绅士化。所以在西方是精英主义支配的社会。你到西方去，你走在路上，不管相识不相识，都要给你hello，都要给你打个招呼。上电梯也是这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你尊重，这只是显示他自身的修养。他并不是看好你，他给你hello一下，你就受到了尊重。不是这样的，他是按照绅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不跟你打招呼，我有失绅士风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你的尊重。西方所有的老百姓几乎都这样。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新贵族主义、绅士主义已经支配了西方社会。他认为他不这样做，他修养上有亏。

那么200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我们是把贵族、士绅、君子、读书人、精英草根化、平民化、底层化、粗鄙化，个别地方和个别时候甚至还痞子化。我们200年来把那些贵族、士绅、工商精英、读书人，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当中，做“大老粗”光荣，生活稍微讲究一点就是小资产阶级，这是在走向粗野化。按照我说，是一种草根主义支配了社会，走向极端，城市不如农村好，有知识不如文盲好。近200年来，西方是把底层贵族化、绅士化，我们是把上层底层化、粗野化、粗鄙化。

所以，重新贵族化，重新精英化，重新君子化，重新圣贤化，或者是文明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复兴之要义和追求。儒学为什么复兴？不是说要大家念几句什么四书五经，念几句论语，不是。是在每个人的内心，在吃饱了、穿暖了，“仓廪实衣食足”之后，追求把自己贵族化、精英化、文明化、圣贤化，提升自己的档次，提升孩子的档次。国家领导人要提升整个民众的档次，所以中华文化的复兴，儒学的复兴，它的要义在这个地方。

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的复兴，儒学的复兴，势不可挡，成为当下的最大文化潮流。因为从上层到基层，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十八大之后，乃至在民间30多年以来，儒学复兴，国学复兴，他要干什么？而且走向极端的，是把孩子送去读经，绕开公共教育体系。什么少儿班，少年班，读经班，六艺班，什么国学夏令营，冬令营都已经产业化了。这里边寄托的是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乃至所有的人贵族化、精英化、文明化的这种欲望和追求，提升自己和孩子的档次。这就是儒学复兴的要义！

所以，全党工作重心第四次转移的终极目标，是再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中国能否最终崛起，能否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成一个伟大的让人尊重的国家，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整个社会的发展奠基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上，奠基在每一个人的文明化的程度上，奠基在制度建设上、法治水平提升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在实现了物质生活的脱贫之后，在过上小康生活之后，一个更加伟大更加繁重的精神脱贫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任务，让我们为此而努力！

作者附记：自2021年2月“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人应若干机关、学校、部门的邀请做辅导报告，此文即根据这些报告整理而成，不周之处所在多有，敬请批评。

2021.9.10

排版：靳品侠

责编：公   羽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2021-12-05

2021-08-30

转载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2020-2021《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电子版~